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距離世界衛生大會第67.19號決議通過已有十年。這項決議強調，各國政府應將緩和醫療（姑息治療）納入國家醫療體系，改善疼痛緩解和緩和醫療服務的可及性，確保患有嚴重疾病的人群能夠獲得必要的護理和支持。
距離《柳葉刀》委員會關於全球獲得姑息治療和疼痛緩解的報告（Lancet Commission Report on Palliative Care and Pain Relief）發布也已有八年。
該報告揭示了“可及性鴻溝”（access abyss）——即全球範圍內，特別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（LMICs），緩和醫療和疼痛管理服務的需求與實際可用性之間存在嚴重差距。
截至2022年，全球80.2%的人口（主要分布在LMICs）僅能獲取全球緩和醫療用嗎啡總量的13.9%。
此外，全球97%以上需要緩和醫療的0至19歲兒童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。
痛苦的歷史：從藥用到殖民工具
為何這種難以逾越的醫療不平等會產生？要理解“可及性鴻溝”，我們必須回溯數百年前，追溯藥物如何在殖民歷史中被商品化的進程。
在殖民時代之前，東南亞地區早已使用鴉片類物質作為藥物，但從未將其作為貿易商品。直到歐洲殖民者開始將鴉片作為贈禮，導致市場需求增長，荷蘭商人隨即將其作為交易貨幣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16世紀前，爪哇和馬來語地區甚至沒有“鴉片”一詞，表明這種物質在當地流通極少。
當歐洲商人將鴉片帶入該地區時，許多本地統治者曾試圖阻止其流入。但自1640年荷蘭開始大量從印度采購鴉片後，僅40年時間，就使印尼爪哇島和馬都拉島的鴉片市場增長了17倍。
隨後，英國東印度公司將鴉片轉化為殖民經濟的貨幣，並作為國家政策工具，成為支撐殖民帝國的關鍵商品。這一歷史性的轉折點不僅改變了東南亞地區的權力結構，也改變了其與鴉片的關係，甚至催生了“毒品”一詞的使用。
殖民影響與現代管制的雙重困境
英國殖民者逐步在馬來西亞部分地區推廣鴉片種植，並將其作為稅收來源。殖民政府全面控制鴉片的生產、分銷和銷售，所得利潤被用於基礎設施建設、軍事開支和殖民行政管理。
然而，鴉片的廣泛種植與使用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和文化衝擊，尤其是大量被引入錫礦和橡膠種植園工作的華人勞工，成為主要消費群體。殖民政府甚至設立鴉片館，導致鴉片成癮問題嚴重。
和大多數殖民地一樣，殖民者撤離後，當地政府才得以採取措施應對鴉片成癮問題。然而，緊隨其後的是“毒品戰爭”帶來的影響，促使許多國家頒布嚴格的藥物管制法，試圖遏制濫用現象。
這些嚴格法律無意間也成為了阻礙止痛藥物獲取的屏障。例如，印度的1985年《麻醉藥品與精神藥物法案》因其不合理、複雜、嚴苛的規定，使得醫療機構難以獲得和管理嗎啡等止痛藥物。
該法案甚至規定，文書錯誤（如填寫失誤）也可能受到過度懲罰，嚴重阻礙了癌症患者和慢性病患者獲得基本疼痛緩解服務。印度民間社會為推動該法案的修訂持續倡導了19年，才終於成功修改部分條款。
作者簡介:
Smriti Rana是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緩解疼痛培訓與政策合作中心（WHO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Training and Policy on Access to Pain Relief）位於特裡凡得琅（Trivandrum）的負責人。
該中心是Pallium India的旗艦服務項目。她在緩和醫療（姑息治療）領域擁有超過20年的經驗，並對這項工作有著深厚的個人情感聯繫。
在Pallium India，斯密瑞蒂拉娜領導戰略項目與合作夥伴關係部門，致力於將緩和醫療納入印度醫療體系，重點關注安全、充足的疼痛緩解措施及全程患者支持的可及性。
她積極倡導政策改革、患者賦權、死亡素養，以及醫療體系去殖民化。
此外，她還擔任國際臨終關懷與緩和醫療協會的印度倡導工作聯絡點，亦是國際毒品政策聯盟的主席，並且是印度預先醫療計劃（Advance Care Planning）工作組的成員。
文：Smriti Rana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