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球大多数人,为何仍在忍受疼痛?(下)

国际条约的“平衡原则”与现实挑战

在所谓的“后殖民时代”,国际社会制定了多个毒品管制条约,其中1961年《单一麻醉品公约》明確规定,各成员国有“双重义务”:

1.防止管制药物的非医疗用途(即防止滥用与非法交易)
2.確保受控药物的合理可用性,用於医疗和科学目的(如癌症疼痛缓解、慢性病癥状管理)。

儘管国际条约提供了药物管制框架,但如何在管制与可及性之间取得平衡,仍取决於各国的具体执行。如前所述,许多国家对这些条约的解释过於严格,导致合法医疗用途受阻。

此外,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医疗系统普遍缺乏培训与资源,难以有效管理这些受控药物,进一步加剧了医疗可及性的鸿沟。

痛苦的延续:现代医疗体系的认知偏见

2023年,一项由Kweh et al.等人在马来西亚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,当地医务人员对癌症疼痛管理中使用阿片类药物(opioids)的认知存在明显不一致,並且普遍对其使用持负面態度。

这表明,在许多地区,即使药物可用,医护人员也可能因误解或害怕法律责任,而不愿开具阿片类药物处方。

正如Katherin Pettus在其文章《结构性帝国主义与亚洲地区未能缓解的疼痛流行病》中指出的:
21世纪的疼痛地图,与16至20世纪的殖民地图几乎完全重叠。

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健康为不仅是疾病或缺陷的消除,更是身心健康和社会福祉的状態。那么,在无止境的疼痛下,何谈真正的健康、尊严、和平或福祉?

破解“疼痛鸿沟”:製造低成本药物与优化供应链

儘管许多国家想要提高阿片类药物进口量,但现实並非易事。因此,建立一个低成本药物的生產体系,並开发適用於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供应链,是克服疼痛管理困境的关键。

国际监管机构(如麻醉药品委员会)必须確保符合实际需求的供应链,以便不仅满足癌症患者的需求,也能覆盖其他缓和医疗需求人群。

如果我们要真正实现“平衡原则”,那么全球止痛药政策的调整必须朝著减少不必要痛苦的方向前进。
確保合理管制与痛苦缓解同等重要,这不仅是国家责任,更是全球社会的道德义务。

Smriti Rana。

作者简介:
Smriti Rana是世界卫生组织(WHO)缓解疼痛培训与政策合作中心(WHO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Training and Policy on Access to Pain Relief)位於特里凡得琅(Trivandrum)的负责人。

该中心是Pallium India的旗舰服务项目。她在缓和医疗(姑息治疗)领域拥有超过20年的经验,並对这项工作有著深厚的个人情感联繫。

在Pallium India,斯密瑞蒂拉娜领导战略项目与合作伙伴关係部门,致力於將缓和医疗纳入印度医疗体系,重点关注安全、充足的疼痛缓解措施及全程患者支持的可及性。

她积极倡导政策改革、患者赋权、死亡素养,以及医疗体系去殖民化。

此外,她还担任国际临终关怀与缓和医疗协会的印度倡导工作联络点,亦是国际毒品政策联盟的主席,並且是印度预先医疗计划(Advance Care Planning)工作组的成员。

文:Smriti Rana